北京配资公司 1945年重庆谈判归来，毛泽东患上怪病，有人提出：会不会被下毒了

“爸，我回来了！”——1946年1月5日北京配资公司，延安机场的冷风裹着雪粒直往脖子里钻，毛岸英跳下运输机时冲着跑来的父亲喊了一句。毛泽东抬手理了理衣领，笑着答：“回来好，回来就帮我这个糟老头子减点负担吧。”这句半玩笑的话听在周围人耳里，却像一剂强心针，因为就在一周前，谁也说不准这位七尺男儿还能不能这样站在机场。

时间往前拨到1945年10月中旬。历经四十三天的重庆谈判，毛泽东坐机返抵延安，双脚刚落地便马不停蹄投入文件堆。白天会见各路干部，晚上批阅电报、起草指示，枣园小礼堂的油灯常常要亮到天色发白。二十多天连轴转，11月初的一天凌晨，守在门口的卫士突然听见里屋椅子倒地的声响，冲进去只见毛泽东满身冷汗，手抖得连水杯都握不住。

黄树则赶来摸脉——心率紊乱，体温正常；再听胸口——呼吸急促却无咳嗽。翻遍药箱，没有能解释这种症状的清晰脉象。到第六夜，毛泽东已连续失眠，一闭眼就觉得天旋地转；全身肌肉阵阵痉挛，像被一股阴冷的电流抽打。在场的人不敢声张，心里却同时冒出一个可怕的设想：会不会在重庆时中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？

毕竟“鸿门宴”的旧账人人都记得。延安保卫部门连夜整理毛泽东在渝期间的饮食、茶水、宴请名单，越查越心惊：林园晚宴用的红酒、嘉陵江边小憩时端来的凉茶、府中泡的碧螺春……只要其中一道环节做了手脚，延安现有条件根本查不出痕迹。凌晨三点，黄树则给中央留下备忘：“现有药物难奏效，宜请苏联专家。”

11月8日，密码电报飞往莫斯科。译电员描述病症后加了一句个人判断——可能存在外源性毒素。这个判断很快惊动了克里姆林宫。两天后，回电抵达延安：诊断仅凭纸面不足，若需协助，可派医师两名。就在黄树则准备再发回确认时，毛泽东从床上支起身子：“稍等，我再想想。”他挥手让翻译改口：“请派阿洛夫医生，但暂不必急，我们先自查。”

毛泽东的谨慎不是没理由。回忆起重庆谈判前后，他对国民党方面的戒心从未放松：蒋介石安排的宪兵警卫与中央社记者同住一层楼，他每日用餐自带密封罐装米醋，连案头的香烟都是警卫当面拆封。若真被下毒，动手处恐怕只剩茶水或酒席。可是，随行人员与毛泽东饮食一致，至今无一人出现同类症状，这条线索瞬间断掉。

病情却没有停下来。12月初，毛泽东的双手开始出现短暂麻木，半小时后又恢复，反复不定。刘少奇、周恩来把中央每日例会改到病榻旁举行，文件先由秘书读给他听，再拿到另一间房批示，尽量减少打扰。可躺在床上的人仍放心不下军情，常常一骨碌坐起，要求翻阅前线电报。很快，延安卫生所再度确认：病灶仍无法定位，必须外援。

此时，苏联方面已经备好飞机。恰巧毛岸英结束在黑海舰校的临时实习，希望返国效力，斯大林便将“毛主席之子”与两名医生安排在同一架运输机上。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。

抵达延安当晚，阿洛夫与米尔尼柯便开始会诊。他们带来的移动检测设备，在灯火昏暗的小礼堂里嗡嗡作响。三小时后，医师给出的结论让所有人愣住：血液指标正常，肝肾功能正常，神经反射正常，体温、血压、心电皆无异常，“并无任何毒素痕迹，属于典型的神经疲劳综合征。”

医师提醒，问题并不在躯体，而在于长时间的精神高压。重庆谈判期间，毛泽东要对付的不只是蒋介石，还包括戴季陶、陈立夫这些高手的冷嘲热讽；回到延安，他又担心国民党随时翻脸，于是日夜筹划各根据地的应战预案。十五个小时的超负荷思考，使中枢神经进入“过热”状态，继而出现阵发性震颤。简单来说：不是毒，是累。

诊断一锤定音，悬着的心总算落下。但接下来的治疗方案却比任何药方都苛刻——停工静养至少半月，每日只允批阅两小时文件。毛泽东对这样的“禁令”皱眉，毛岸英在旁边劝道：“您若再熬垮了身子，我可真要顶上去了。”一句话把父亲说笑，也终让他点头。那段时间，延安出现有趣一幕：每天傍晚，总能看见毛泽东被儿子“押着”绕枣园步道散步；遇到干部上前汇报，他就摆手说：“请找少奇同志，总理也在。”

毛泽东难得的静养竟带来意外收获。两周后，他把整理多年的《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》文稿批注完成，又提笔修改了《论联合政府》部分章节。日间运动、夜间阅读，出汗后背心贴在墙上，整个人反倒精神起来。阿洛夫欣慰地留下一句：“节律，一切都靠节律。”随后与米尔尼柯飞返莫斯科。

外界并不知道延安这段惊心动魄的“疑案”。当时舆论还把重庆谈判看作和平新契机，可熟悉内情的人清楚，蒋介石早在1946年春部署全面进攻。毛泽东恢复工作后，立即督促华中、东北两大野战区加紧整编；同时指示新华社加强对国民党军调动的情报收集。战云暗涌中，他偶尔拍拍桌上的医嘱：“也是件好事，让我提前明白身体就是本钱。”

关于“被下毒”说法，坊间后来仍有流传。延安内部的调查档案至今留存，结论只有四个字：证据不足。黄树则晚年在回忆录里写道：“深入想来，即使真有人暗害，正面打不赢的敌人也必露马脚。没有马脚，只能说明他们根本没机会下手。”这段评语颇为辛辣，却也道破了另一层事实——1945年的共产党已非昔日吴下阿蒙，连蒋介石都怕背黑锅，更不敢轻动杀招。